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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服裝業不可逆轉的轉移趨勢,溫州服裝面臨哪些隱憂?

| | | | 2019-6-15 10:50

服裝商會秘書長陳琦翔告訴記著,外流的訂單主要是外貿訂單,而溫州服裝產值一共800多億,主要還是面向國內市場,外貿出口約100億,外貿訂單外流對溫州的沖擊并不算大。盡管它的確加速了中小服裝廠的淘汰,但溫州服裝人相信,中高檔服裝仍是溫州的優勢,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難以轉移出去。

溫州服裝男裝為主,尤以中高檔西裝見長,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里積累下深厚的產業基礎,配套體系十分發達。面對服裝業不可逆轉的轉移趨勢,強大、完整的產業鏈構成了溫州服裝應對競爭的信心來源。然而,產業基礎并非堅不可摧,它的核心要素是人。比起訂單外流、企業外遷,對產業工人和人才吸引力的喪失,才是最困擾溫州服裝的命題。

莊吉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吳邦東在智能生產車間,該項目2015年上馬,實現了服裝生產全流程的自動化

從紐扣說起

從溫州市區出發,走甌江北岸的溫麗高速,沿江溯流而上,一個小時左右便到永嘉縣橋頭鎮——一個被稱為“中國紐扣之都”的小鎮,最多時占據了全國紐扣市場80%以上的份額。要理解溫州服裝,這里是必不可少的一站。

橋頭鎮坐落在河谷之中,四面環山,穿城而過的姑溪河兩岸都是統一規劃的工業園區,大大小小400多家紐扣廠,以及紐扣產業延伸出的拉鏈、樹脂、機械設備廠星羅棋布,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淡淡的塑料味,一下高速就飄入鼻中。

陳紀是橋頭鎮紐扣商會的會長,自己也經營著一家紐扣廠。他今年47歲,戴一副有框眼鏡,穿黑色白點Polo衫,運動鞋,個子不高,皮膚黑黑的。1995年,他從杭州大學畢業后回到橋頭,頭幾年在父親創辦的金融服務社里工作,后來遇上亞洲金融風暴,鎮上儲民瘋狂擠兌,服務社被并入農村信用合作社。陳紀只好進了家里的紐扣廠。父親在80年代做紐扣批發起家,創辦了這家小工廠,陳紀接手后趕上服裝業爆發式增長的年代,工廠規模不斷擴大。

紐扣是個不起眼的小生意,便宜的幾分錢一粒,貴的也不過幾塊錢,作為中國最大的紐扣生產基地,整個橋頭紐扣的產值不過三四十億。但早些年,橋頭人中間流行一句話:做紐扣極為賺錢,卻不是夸大其詞——那時一粒紐扣的利潤是成本的三四倍,而且全國各地的貨車都在廠門口等著,不愁銷路。鼎盛時期,橋頭有1000多家紐扣企業,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做紐扣。

陳紀帶我參觀了他的紐扣廠,在一棟五層的建筑里,二層以上都是生產車間,到了午飯時間,車間里只有零星幾個工人,大小紐機一字排開,頂上的漏斗狀容器里放紐坯,地上的袋子里接滿了剛加工好的、沾著碎屑的紐扣成品。工廠有100多名工人,一個人可以照管6臺機器,每年生產近15億粒紐扣,可分為樹脂、電鍍、金屬、貝殼、果實等品類,如果再從規格、樣式、顏色細分,加起來有數百種。這些紐扣樣品在陳紀的會議室里擺了整整一面墻。

橋頭是中國最大的紐扣生產基地,占據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

如今,橋頭仍供應著全國一半以上的紐扣市場,每年有數百億粒紐扣從橋頭運往全國乃至全球各地的服裝工廠。女裝廠里的紐扣千變萬化,男裝廠的紐扣種類則少得多。不過,男裝對紐扣的需求并不小。通常來說,西裝,尤其是雙排扣西裝使用的紐扣最多,有十幾粒;襯衫次之,用七八粒;褲子只用一兩粒。從這個層面看,紐扣已經不折不扣地成了服裝業的晴雨表。有時候,陳紀通過訂單的變化就能看出某家服裝廠的生產近況,這被他當作客戶的商業秘密,不能為外人道之。

在橋頭鎮東南約80多公里外的平陽縣,吳邦東也是陳紀的客戶。吳邦東是莊吉集團的CEO,溫州有名的“老服裝”。1996年,他從電器行業跨入服裝業,與陳敏、鄭元忠三人組建了莊吉集團,并出任總裁。此后莊吉歷經沉浮,唯獨他留守至今。2015年,莊吉破產重組后,吳邦東從股東變成職業經理人,也就是他自嘲的“打工仔”。今年55歲的吳邦東中等身材,面目慈和,身穿當季的新款亞麻西裝,灰色西褲,內穿深藍色襯衣,顯得儒雅、精干。

莊吉主要生產中高檔商務男裝,用的紐扣價格相差很大,便宜的幾毛錢一粒,貴的幾十塊一粒。貴的紐扣往往會被縫在從意大利、英國進口的高端面料上,得以出入各種正式場合;便宜的大概只能寄居國產面料,主人可能是某個初入職場的新人,狠下心來置辦了人生第一套西裝。

據溫州市服裝商會(以下稱“服裝商會”)的不完全統計,溫州共有2700多家服裝企業,其中1900多家服裝制造企業,800多家商貿流通企業,男裝占到了約70%,女裝、童裝占30%左右。溫州服裝形成了這樣幾個特點:以男裝為主,又以精品西裝見長;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,分散在溫州各個市縣;幾乎所有的服裝廠都用橋頭送來的紐扣。

從橋頭到平陽縣最快的交通方式是高速公路,如果不堵車,橋頭的紐扣一個多小時就能進入吳邦東的服裝廠。整個溫州市被這些密集的高速公路網連接起來,這里的高速修建得比中國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早,你甚至能看到雙車道的設計,溫州的出租車司機對高速公路總是不停地抱怨。在他們的印象里,好像每個月都有高速在翻修、封道,沿途那些破敗、寒酸的老建筑也令他們不滿意,料到它們會給初來乍到的外地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當然,最頭疼的還是自己越來越難做的出租生意——他們已經察覺到,“先富起來”的溫州在某些方面正在落后。

橋頭紐扣商會會長陳紀在他自己經營的紐扣工廠內,紐扣主要依靠機器生產,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服裝廠較小

這兩年,紐扣生意也不好做,陳紀奉行的理念是少虧為盈。市場不景氣,下游服裝廠對供應鏈不斷壓價,加上成本上升,紐扣的暴利時代早已成為歷史。轉移?轉型?這些問題困擾著包括陳紀在內的很多企業主。他不久前剛去北京參加了一個會議,考慮到偶爾會有孩子、老人走失的現象,他和專家們還在琢磨怎么往紐扣里植入GPS定位功能,以圖提高紐扣的附加值。

紐扣業的另一大變化是國外訂單明顯增多。陳紀以前接的主要是國內工廠的訂單,但前兩年,國外訂單已經超越了國內,目前占到了約六成。紐扣體積小,容易運輸,發貨通常用快遞,一個標準紙箱就能裝下十幾萬粒,物流成本不算高。更主要的原因是,橋頭的紐扣價格仍是最低的,東南亞、孟加拉的服裝廠也愿意不遠千里來采購。這種變化映射出的是中國服裝產業的加速轉移,溫州服裝面臨著同樣的問題。

走還是留?

2006年,橋頭紐扣行業發展正盛之時,陳紀就去了越南,他已經預料到日后成本不斷上漲的趨勢。但到越南一考察,他發現當地工人工資雖低,只有國內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,但工人素質普遍較低,管理成本很高。陳紀打消了出去建廠的念頭。后來,又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亞辦了服裝工業園,邀請他去設廠,他覺得太遠,不想再折騰。年輕時,陳紀也和很多溫州人一樣,在生意場上四處出擊,做金融,投地產,生猛果敢,但現在,他已經習慣了橋頭的生活,紐扣廠賺不到大錢,他就把精力投到了商會里。

不過,紐扣生產以機器為主,不需要大量人工,相比陳紀來說,勞動力成本上升帶給服裝企業的焦慮感更加強烈。吳邦東告訴我,莊吉的工廠現有800多名工人,往年流動率在三成左右,要找一個工人保底工資在3500~4000元,普通學校畢業的本科生也不一定能拿到這個數字。而技術工人的工資更高,一名車工的工資七八千,已經超過了辦公室里新招的碩士生。即便如此,招工難仍是常態,溫州服裝業依賴外來務工人員,但這幾年到溫州打工的人越來越少。嘉韓實業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葉潔告訴我,如今產業工人的流動常常是以班組為單位的,哪個工廠出價高,整個班組就跳到哪里去,流動越頻繁,說明市場上的勞動力越緊張。

除了勞動力價格上升,還有土地、環保、安全、稅收等,服裝廠的綜合生產成本不斷上漲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訂單外流已不可逆轉。地處永嘉縣的東蒙集團主要業務是做ODM(原始設計制造商,即貼牌加工),工廠有2000多人,年產量約130萬套(件)。服裝商會會長、東蒙集團董事長池慧杰告訴我,訂單外流其實很早就發生了,東蒙早年為英國知名品牌瑪莎服飾加工西裝,每年10萬多件,但2008年前后,瑪莎就把訂單轉移到了山東的工廠,到2014年又去了柬埔寨。

服裝商會秘書長陳琦翔告訴我,外流的訂單主要是外貿訂單,而溫州服裝產值一共800多億,主要還是面向國內市場,外貿出口約100億,外貿訂單外流對溫州的沖擊并不算大。盡管它的確加速了中小服裝廠的淘汰,但溫州服裝人相信,中高檔服裝仍是溫州的優勢,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難以轉移出去。溫州企業雖然很早就注意到了東南亞、孟加拉,但這些年真正去辦廠的并不多。

信心的來源是溫州完整的產業配套體系。“2008年的時候,我們有個美國的客戶轉到了越南去生產,做了半年以后又回來。為什么?到越南去雖然加工費便宜了,但一個紐扣、一個顏色的線還要到中國來找,實際成本最后算下來沒有便宜多少。”吳邦東說,“在溫州不一樣,只要你把面料訂好了,風格定好了,其他的在溫州都能解決。現在我在會議室里,打一個電話,所有的輔料供應商一個小時就都能站在這里和你對接,而且你能拿到全球最低價。”

更重要的是,中高檔男裝對生產工藝要求高,需要一批成熟的產業工人,還有相應的管理、技術人員。10年前,池慧杰就找過中西部省份的服裝工廠合作,但效果并不好。“他們對產品的質量控制不過關,沒有做高端服裝的氛圍,缺少熟練的工人。雖然你省了幾塊錢成本,但產品品質上不去,附加值就沒有了。”池慧杰分析稱,中西部省份的勞動力價格這些年也在不斷上升,相比沿海地區已經不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,而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給的優惠政策大多只能持續幾年,企業享受完了政策紅利,又會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。產業轉移牽一發而動全身,不管是去東南亞還是中國的中西部,對服裝企業都像是一場賭博。

莊吉的服飾樣間,主要以中高檔西裝為主

男裝的溫州邏輯

溫州有句話:“只有鳥飛不到的地方,沒有溫州人到不了的地方。”溫州服裝業從某種角度看就是溫州人從外面帶來的。上世紀80年代已有大量的溫州人移民到了歐洲,他們回鄉省親帶回的服裝極大地沖擊了本地鄉民,國有服裝廠無法生產出這些款式新潮、時尚靚麗的衣服,又恰逢民營經濟在溫州解凍,家庭式服裝工廠很快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。到90年代初,溫州服裝業有1萬多家工廠,大多是小規模作坊式的生產加工,其產品通過“集貿市場”批發到內地銷售,質量低下,價格低廉。在此背景下,包括莊吉、報喜鳥森馬在內的一批日后知名服裝品牌紛紛成立,他們引進歐洲設備、請來意大利設計師,開始走品牌經營的道路。

溫州品牌借助廣告營銷迅速走向全國,直到今天,人們對溫州服裝的記憶很大一部分仍來自周華健、任達華、梁家輝等港臺男星代言的廣告。敢想敢干的溫州人甚至向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發去一份總價200萬美元的協議草案,想找他做代言人,盡管去信石沉大海,卻賺足了眼球。溫州品牌起步并不算早,但溫州人瞄準了中高檔男裝的路線,避開了國內殺得火熱的中低端男裝和正在涌入的國外高端男裝,在市場的縫隙里成功占得位置。在21世紀初的頭10年里,溫州男裝幾乎是中國名牌男裝的代名詞——各大商城的三樓,一半的男裝都是溫州品牌。

但這些年,廣告營銷早已不再靈通,商業格局也發生巨大變化,溫州男裝的風頭慢慢被鄰近的泉州、杭州、寧波等地蓋過。吳邦東介紹說,國內西裝廠淡季和旺季非常明顯,到了淡季,工廠要保住工人不能停產,會接一些國外品牌的單子來做。莊吉原來接的國外訂單以批量生產為主,他們叫作大貨。“比如英國的瑪莎、法國的老佛爺都有產品是我們做的,但國內的西服廠越來越多,競爭越來越激烈,而且大的趨勢是消費者對性價比的追求越來越高,瑪莎如今在英國也很難生存,價位不斷被壓低,就只能找價更低的工廠去做。我們的工藝、工廠規模、人員配置決定了,只有接中高端的產品才能滿足我們的生產成本。”

溫州市服裝商會秘書長陳琦翔

能接低端訂單的中小廠正在加速關停,生產規模減小,訂單繼續外流,這樣的惡性循環正蠶食著溫州服裝的產業基礎。對溫州男裝而言,女裝算是前車之鑒。2014年,葉潔創立了一個叫“D-harry”的中高端女裝品牌,主打騎士復古風格。她向我介紹,男裝的生產工序可以不斷細分,設備制造廠家甚至會針對不同的工序專門開發機器設備,但女裝的款式、版型復雜多變,尤其對她們這種做小眾人群的品牌,單品的產量控制在一兩千件,有些產品自己廠里沒法生產,要找人代工,但往四周一看,能接單的工廠已經寥寥無幾。葉潔說,這些年溫州的女裝品牌外遷了不少,搬到深圳、杭州后反而做大做強。

在男裝里,西裝的生產工藝最復雜的,有三四百道工序。吳邦東告訴我,好的西裝講究手感,既要柔軟,又要有骨感,而決定性的因素是面料。行外人很少注意到,在中高檔男裝的產業價值鏈上,作為原料的面料反而占據了制高點,面料直接決定著西裝的價格。在莊吉的門店里,3600元以上的西裝基本采用進口面料,都會標明面料的品牌和產地,懂行的人出手一摸就知道是國產料還是進口料。

“其實不管是國產還是進口面料,用的羊毛主要都來自澳大利亞和新西蘭,但做同樣一段面料,意大利人花105天,國內只用45天。”吳邦東說,“羊毛是天然的纖維,具有彈性。意大利人從紡紗、織布到印染,每一道工序完成后都要自然晾干,面料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羊毛的自然彈力。而國內紡織工業追求速度和產量,中間環節被省卻了,面料品質也打了折扣。”

在服裝產業轉移的過程中,意大利、英國將服裝加工轉到發展中國家,但高檔面料的研發、生產環節卻被保留下來,國內中高檔男裝的面料很多都進口自意大利、英國,就如轉移到東南亞的服裝廠仍需從中國進口面輔料一樣。

“做服裝的有句老話:金紗、銀布、垃圾衣。紗線放著可以隨時織成布、制成衣,而一旦變成成衣,若銷售不出去,就變成了庫存。”池慧杰告訴我,服裝款式很容易被人模仿,而自主研發的面料因為周期長、難度大、投入高,要模仿就很難。為此,東蒙集團很早就開始向產業上游延伸,布局面料研發。他們的做法是整合上下游資源,與印染、織布、紡紗廠一起合作,從面料的材質、樣式等方面入手,自己設計開發,委托生產。目前,東蒙已經實現了80%的面料自己研發。

更深刻的變化來自消費市場。隨著“80后”“90后”成為主流消費人群,男裝加速朝著休閑化發展,借力網購,不斷搶占男裝市場。吳邦東告訴我,當初網購崛起之時,中高檔男裝企業都自信線上購物的方式在西裝領域行不通,因為西裝講求合身,注重手感,要消費者親身體驗,但現實卻是,西裝在市場上的存在感不斷降低——種種變化使西裝企業不得不主動求變。

嘉韓實業副董事長兼品牌總監葉潔

轉型隱憂

去年一年,服裝商會辦了58場活動,平均每周一場,有大型論壇、專業培訓、沙龍、展會,還有各種規格的接訪和考察。這些活動的主題很多都加了個“新”字,如新零售、新倉儲、新物流……在商會辦公室采訪時,隔壁的會議室里正在舉辦一個量體師訓練營,來自全國各地的量體師要參加為期6天的課程,學會如何使用專業的量體配套軟件。溫州服裝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的從業者都明白,他們需要找到新的突破點。

在平陽,我們參觀了莊吉占地超萬平的智能生產車間。2015年,莊吉耗資1.6億元新建了這條智能生產線,2017年正式投產。它用數字化方式將所有的生產工序連接起來,一條流水線可以同時生產不同尺寸、款式、面料的西裝。

消費者在手機上定制好自己的西裝;工廠接單后,計算機打版;裁切機床自動裁剪;面料進入智能吊掛系統,每一塊都有自己的編碼,知道下一步該去哪個工位;工位上方的顯示屏告訴工人來料的生產數據;樓下的倉庫接貨后迅速快遞發貨。從下單到收貨,最快只需要5天,最長不過一周,工廠直接面對消費者,這種模式被稱為“C2M”,這種個性化生產被稱為“柔性生產”——在男裝領域,以智能制造技術驅動的柔性生產正在快速改造傳統工廠的生產模式。

就莊吉的智能生產線而言,生產效率提高了5倍以上,生產成本降低了25%,用工人數降低了20%。吳邦東還介紹,定制平臺開發了不同的語言版本,可以24小時全球接單,通過互聯網的方式進入國外市場。而且定制西裝價格比普通成衣最多貴15%,而以前的定制西裝要貴出一倍的價錢。

定制是溫州男裝的發展方向,也是發揮溫州服裝產業優勢的方式。陳琦翔說:“它可以把制造和服務結合起來,要用服務業的理念往消費端去延伸,提高產業鏈的價值。”不過溫州中小企業居多,要打造智能生產線需要很高的資金和技術門檻,只有少數幾家企業有這個實力。陳琦翔介紹,除了像莊吉、報喜鳥這樣的大規模個性化定制,還有其他的模式,發揮工藝特長,聚焦更高端領域,比如轉型專門做手工定制,一年只做幾百套,往奢侈品方向走。

但在內外重重挑戰之下,留給溫州男裝的轉型窗口期不會太長。正如池慧杰所說,溫州服裝的產業基礎核心要素是人,要想突圍,關鍵還是在人。溫州的產業集群優勢,本質上也體現在溫州有一批從事服裝業的人,不管你是需要車工、班組長、設計師,還是賣紐扣、拉鏈或者商標吊牌的,你都能從本地輕松找到。但隨著中小企業的關停、外遷,產業基礎被削弱,人的流失開始加快。

自動化生產技術雖然可以提高生產效率,節省勞動力,但生產線上的工人很難被取代,對生產工藝復雜的西裝而言更是如此。以莊吉為例,盡管智能車間內的自動化、數字化程度已經做到了全球先進水平,但仍需300多名工人才能維持生產線的運轉。在相對偏遠的平陽,吳邦東還能找到當地工人彌補缺口,而工廠設在溫州市區的葉潔近來愈發擔憂,工廠里200多名工人都是外地人,四五十歲居多,年輕人越來越不愿意進廠,而熱衷于去送快遞、送外賣。等現在的這批工人年紀再大點開始返鄉后,葉潔、吳邦東,以及整個溫州的服裝工廠勢必面臨更嚴重的用工危機。

除了產業工人,地處浙南的溫州在吸引人才方面也漸漸喪失優勢,一線、新一線城市對人才的虹吸作用讓溫州企業左右為難。盡管池慧杰把2000多人的服裝廠留在溫州,但在杭州另設了銷售代理公司,葉潔則把市場和品牌部門搬去了上海。相比去東南亞或者中西部,溫州服裝企業在“反向轉移”上的步伐更快,他們更急切地把研發、市場部門搬去上海、杭州、深圳等更發達的地區——因為只有在這些地方才更容易招到,并且留住他們所需的研發和市場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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